我出生在中國，是獨生子女政策實施時的第二個孩子。為了生我，我父親不得不支付三年的薪水。九年前，26歲的我搬到了荷蘭。四年前，在我31歲的時候回到了中國，回到了我的非法童年，回到了父母為了我的存在而支付了高昂代價的罪惡感裡。當我試圖修復我們之間不安的關係時，他們堅持要我生孩子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,中國的三胎政策已經到來。
